刀尖上的舞者——中国经理人职业发展史十大事件：褚时健事件
刀尖上的舞者——中国经理人职业发展史十大事件：褚时健事件
褚时健事件
——国企变革的牺牲者
褚时健，男，1928年2月1日生，汉族，高中文化，云南省华宁县人，原云南玉溪红塔烟草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、总裁。1997年2月8日因贪污公款被监视，同年7月10日被逮捕。
可以说，晚节不保不仅仅是褚时健个人的悲剧，而且是中国整个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群体的悲剧，更是中国这个经济转型期时代的制度悲剧，这件已经尘埃落定多时的事件仍然在引发着人们的深思。
历史性的审判
在那场被称为“历史性的审判”中，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的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，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。但是，一直到褚时健服刑，这笔钱都没有到达他的个人账户。
褚时健说：“上级规定企业厂长可拿工人奖励的1~3倍，但实际上，我们厂的领导层一直只拿工人奖励的平均数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十年前的工资是92元，奖金是当时全厂最高的6元，再加上其他的总共月收入才110元。十年后的今天，厂子搞好了，我现在月收入有480多元，加上一些奖项，总共可达到1000元。”
担任褚时健辩护人的云南名律师马军为褚时健算了一笔账：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，“玉烟”17年利税总额800亿元，褚时健17年的全部总收入约80万元，其比例是十万分之一，即“玉烟”每创造1个亿，褚时健的收入仅1000元左右，如果再加上“红塔山”品牌352亿元的价值，褚时健的该项收入比例更降至649元。一个为国家创造了800亿利税的企业的领导人，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，一年的收入不如一个歌星走一次穴的收入，如何体现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价值？马律师认为，褚时健走向犯罪道路有主观因素，但客观现实促使他心理失衡。
“如果没有褚时健案，就不会有今天这些国有企业老总们扬眉吐气的生活。”云南大学一位教授评论说。他分析说，褚时健案促使一些领导人意识到国有企业中长期以来的分配问题，开始注意管理者的待遇。企业领导人待遇的提高和激励机制的慢慢建立，是缓和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矛盾的重要一步。以褚时健的继任者字国瑞为例。字国瑞的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万元，褚时健一生的收入也比不上。
失衡心理状态下的悲情人生
这是一个曾经创造财富的人——领导云南红塔集团17年，创造利税近千亿元，并打造了一个无形资产价值400多亿的红塔山品牌——他是一个曾经创造辉煌的正面榜样；这是一个曾经触犯规则的人——因为非法窃取财富，他英名尽送，并为此把自己的最后时光带到了冰冷铁窗内——他是一个曾经流露污猥的反面教材。就是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因素——合成褚时健的非常态人生。
1928年，褚时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，1949年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，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。在干过糖厂、酒厂、农场、畜牧场、造纸厂之后，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。其后两次痛下决心，花巨资引进国外设备，使玉溪卷烟厂一下子迈入世界级烟厂行列。
1986年，褚时健绕过政府、烟草公司、供销社和烟草专卖局“四座大山”，直接和烟家打交道，把农村作为工厂的“第一车间”，充分保证原料供给，产生了巨大的效益。玉溪卷烟厂逐步变成了“印钞工厂”。
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“金球奖”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：“我们中国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有很大区别，我们要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后边，他们则首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头。”在谈到个人的“利”时，他说：“上级曾规定企业厂长可拿工人资金的1~3倍，但实际上，我们厂的领导层一直只拿工人奖金的平均数。就我个人而言，10年前的工资是92元，奖金是当时全厂最高的6元，再加上其他的总共月收入才110元，10年以后的今天，厂子搞好了，我现在月收入有480多元，加上一些奖项，总共可达1000元。”就在这次答记者问中，他以美国大企业家哈默博士为例，提出“人生六十方开始”，希望终身任职的心情溢于言表。
1994年，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，走到了他人生的顶峰。
但是，仅一年后，这种局面完全扭转。1995年2月，一封发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央纪检委信访室。信中说，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，用行贿手段，先后给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，行贿者从1991年11月到1993年9月，从玉溪卷烟厂5次购进卷烟8167件，获利818万元。
纪检人员牵住这一线头慢慢向外拉，历时两年，发现了这样一个结果：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，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，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；为他人批烟谋利，其女儿索要和接受贿赂3630万元人民币、100万元港币、30万美元，妻子及其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、8万美元、3万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。因褚时健不能代妻子和女儿受过，所以给他定罪的理由就只能是“主谋贪污私分”的300多万美元。很快，褚时健及数位亲属被一一收审，女儿在狱中自杀。其后，云南省委派昆明市常委副市长字国瑞来当集团的副董事长、总裁和党委书记。
国企特色的经理人“陷阱”
据纽约酬薪顾问波尔·墨依对美国200家最大公司的调查，通常公司最高级管理者的报酬构成是：21%的工资，27%的短期（年度）奖励，16%的长期激励，36%的以股票为基础的酬劳。按照这样的报酬结构计算，1996年，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，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；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，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。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，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，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，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170万美元。
把褚时健的全部所得都算上，与国际同等企业最高管理者的收入有着巨大的反差，这种反差必然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心理刺激，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不平衡。当企业发展一般或者苦苦支撑的时候，这种不平衡还不会显现或者不太明显；但一旦企业达到辉煌以后，这种心理刺激就会逐渐强烈。
实际上，随着国门的逐步开放，中国的所有企业家们，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的一切与国外同行们进行着比较。当他们比较企业运作手段的时候，就会产生现代的经营理念，促进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；当他们比较自身得失的时候，难免就会产生心理失衡，进而产生腐败和贪污。
本文摘录自温荣辉、黄国辉、冯灿仪编著/总策划:张鑫的著作《坐标——中国职业经理人调查》,该书已经由东方出版社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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